帮信罪千万级结算案：主犯定性与轻罪辩护博弈
电信网络诈骗黑产链条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 “帮信罪”）是高发罪名，尤其涉及 “两卡”（银行卡、电话卡）支付结算的案件，往往涉案金额巨大、人员分工复杂。此类案件中，行为人地位认定、涉案金额核算、量刑情节适用，是辩护核心难点。本案系一起涉案金额超 8700 万元的帮信案，行为人因组织他人提供支付结算被认定为主犯，辩护律师围绕量刑情节全力争取轻判，为同类案件提供重要实务参考。 案情介绍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1 月，被告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牟取非法利益，不仅出租本人两张银行卡，还招募十余名人员提供银行卡、支付宝账户，组建支付结算团伙，为上游网络犯罪提供资金流转帮助。期间，涉案银行卡入账金额高达 8700 余万元，多名被害人通过该团伙渠道被骗，其中一名被害人被骗 6.2 万元。被告人从中获利 3.2 万元，后被抓获归案。公诉机关指控其犯帮信罪，情节严重，建议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九万元。 争议焦点本案核心争议焦点在于：一是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还是从犯，其组织、招募行为是否起主要作用；二是涉案金额超 8700 万元，远超 “情节严重” 标准，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是否明显不当；三是被告人坦白、认罪认罚、全额退赃、缴纳罚金等情节，能否在主犯身份下实现从轻处罚。 裁判观点与理由一、罪名与主犯认定：组织招募型主犯，情节严重法院认为，被告人明知他人实施网络犯罪，出租银行卡并组织多人提供支付结算，资金流转超 8700 万元，违法所得 3.2 万元，符合《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帮信罪构成要件，且远超《帮信罪司法解释》“支付结算 20 万元以上、违法所得 1 万元以上” 的情节严重标准，构成帮信罪，情节严重。被告人主动组织、招募人员，主导资金流转链条，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 二、量刑调整：金额巨大 + 前科，量刑建议不当被告人涉案金额超 8700 万元，属于情节严重中的重大情形，且有盗窃故意犯罪前科，依法应从重处罚，公诉机关十个月量刑建议明显不当，依法予以调整。 三、从轻情节适用：坦白 + 认罪认罚 + 退赃缴罚金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构成坦白；自愿认罪认罚，签署具结书；家属代为全额退缴违法所得 3.2 万元并预缴罚金，依法可从轻处罚，综合考量后确定最终刑期。 四、法律依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帮信罪）、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第二十六条（主犯）、第六十七条（坦白）；《帮信罪司法解释》第十二条（情节严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指导意见》。 裁判结果与律师价值一、裁判结果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作案手机依法没收；退缴的 3.2 万元违法所得上缴国库。 二、律师价值与办案亮点本案中，广东深远律师事务所吕茂林律师团队面对 “千万级金额 + 主犯 + 前科” 的不利局面，精准制定辩护策略，最大化压缩刑期，办案亮点突出：1.核心情节辩护，筑牢从轻基础律师聚焦坦白、认罪认罚两大法定情节，庭审中重点阐述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无隐瞒、无翻供，稳定认罪认罚，符合从宽制度核心要求；同时提交退赃凭证、罚金预缴单据，证明被告人积极退缴全部违法所得、主动缴纳罚金，真诚悔罪，弥补犯罪危害，为从轻处罚提供坚实依据。 2.从犯辩护争取，虽未采纳但制衡量刑律师针对被告人地位，提出其系团伙底层执行者，无资金控制权、犯罪决策权，仅按上家要求招募人员、提供银行卡，获利微薄，应认定为从犯。虽法院未采纳，但该辩护有效弱化被告人 “核心组织者” 的恶性认定，促使法院在主犯量刑区间内，选择较轻刑期，避免顶格处罚。 3.精准量刑协商，压缩刑期空间律师结合涉案金额、前科、从轻情节，与公诉机关充分沟通，争取十个月量刑建议；庭审中针对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抗辩，律师同步回应从轻情节价值，最终法院仅调整刑期至一年三个月，远低于同类千万级帮信案主犯常见刑期，实现 “主犯身份下的最优轻判”。 4.全流程合规把控，规避风险律师全程审查证据合法性，对流水核算、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质证，排除瑕疵证据；规范开展认罪认罚协商，确保被告人自愿签署具结书；全程跟进退赃、罚金缴纳流程，保障从轻情节落地，彰显严谨专业的刑辩素养。 实务指引一、类案裁判规则1.帮信案中，组织、招募人员提供支付结算，或出租多张银行卡并主导资金流转的，一般认定为主犯；仅提供本人银行卡、被动参与的，多认定为从犯。2.支付结算金额超 20 万元、违法所得超 1 万元即属情节严重；千万级金额且为主犯，若无重大从轻情节，刑期多在一年六个月以上。3.坦白、认罪认罚、全额退赃缴罚金，是主犯案件中压缩刑期的核心组合情节；有前科的，从重幅度一般在 10%-20%。 二、给当事人的法律建议1.切勿出租、出借银行卡、支付宝账户，更不要组织他人提供支付结算，此类行为属帮信罪高发情形，千万级金额将面临重刑。2.涉案后立即停止相关行为，主动配合调查，如实供述，争取坦白；第一时间委托律师，协商认罪认罚，全额退赃缴罚金，最大化从轻。3.有前科的，更需重视辩护，通过悔罪态度、退赃等情节抵消从重影响，避免刑期加重。 三、给同行的实务建议1.千万级帮信案辩护，优先主打坦白 + 认罪认罚 + 退赃缴罚金组合情节，这是压缩刑期的核心抓手。2.主从犯辩护需细化分工、权限、获利证据，即使未采纳，也能制衡量刑，降低恶性评价。3.量刑协商需结合金额、前科、从轻情节，精准预判法院调整幅度，争取最优建议。4.证据审查重点关注流水核算、电子数据完整性，排除瑕疵证据，避免加重认定。 结语：帮信罪案件的辩护，是 “事实认定 + 情节博弈 + 量刑平衡” 的综合较量，尤其千万级金额、主犯、前科叠加的复杂案件，更需精准策略与专业把控。本案中，吕茂林律师团队凭借对帮信罪裁判规则的深刻理解、对从轻情节的精准挖掘，在不利局面下为当事人争取到轻判，彰显专业刑辩的核心价值。 广东深远律师事务所深耕帮信罪、电信网络诈骗等网络犯罪辩护领域，办理过多起千万级支付结算帮信案，擅长从主从犯、金额核算、量刑情节等维度突破，为当事人提供全流程精细化辩护。若您或身边亲友面临类似法律问题，欢迎随时咨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专业法律解决方案。
帮信罪｜对公账户跑分案：初犯从犯获轻判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出租、出借、注册对公账户用于资金跑分成为帮信罪高频形态。本案系典型团伙对公账户帮信案，涉及累犯、初犯、从犯等不同角色，法院精准区分地位、量刑梯度化，为同类案件辩护提供清晰指引。 一、案情介绍三名被告人分工合作，牵头人招募他人注册空壳公司、办理对公账户，用于网络赌博、诈骗资金结算，涉案流水 36 万余元。其中一人为多次故意犯罪累犯，一人负责对接、带办账户，一人仅注册公司办卡获利 3000 元。案发后，累犯投案、家属退赔 24 万元获谅解；其余二人被抓后坦白、认罪认罚、部分退赃。 二、争议焦点本案核心争议：团伙成员主从犯划分；累犯从重与自首、认罪认罚从轻如何平衡；初犯、从犯、获利少能否大幅轻判；对公账户帮信罪 “情节严重” 认定标准。 三、裁判观点与理由法院依据《刑法》第 287 条之二、第 65 条、第 67 条等裁判：罪名定性：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流水超 20 万元，构成帮信罪，情节严重。主从区分：牵头招募、组织者为主犯；对接、协助、仅办卡获利少者为从犯，依法减轻。量刑平衡：累犯从重，叠加自首、认罪认罚、退赃谅解，仍可从轻；初犯、从犯、坦白、认罪认罚、小额获利，大幅轻判。 四、裁判结果与律师价值1.裁判结果累犯被告人获刑八个月、罚金三千元；两名从犯均获刑六个月、罚金一千元，全部追缴违法所得。 2.律师价值本案由广东深远律师事务所吕茂林律师代理，辩护聚焦地位划分、量刑情节、获利与作用三大核心：对从犯被告人，重点论证初犯、偶犯、从犯、坦白、认罪认罚、获利极少、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低，清晰区分其与主犯的作用差异；结合其无前科、羁押已超半年，提出轻刑化辩护意见；最终法院采纳全部从轻情节，判处六个月轻刑，罚金降至一千元，最大限度降低刑罚影响，体现帮信罪精细化辩护、梯度化量刑的专业能力。 五、实务指引1.类案裁判规则对公账户帮信，流水 20 万元以上即情节严重；团伙案严格区分主从犯，办卡、跑腿、小额获利多认定从犯；累犯从重，自首、退赔、谅解可抵消部分从重；初犯、从犯、坦白、认罪认罚、获利少，优先轻判。 2.给当事人的建议切勿注册空壳公司、办理对公账户出借跑分；涉案后立即停止、配合调查、坦白认罪、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委托律师重点争取从犯认定，大幅降刑。 3.给同行的建议帮信案辩护核心：主从划分、获利多少、主观明知、认罪认罚、退赃；团伙案精准区分地位，从犯优先争取六个月以下轻刑；累犯案用好自首、退赔、谅解抵消从重。 结语：对公账户跑分是帮信罪重灾区，看似小额获利，实则触碰刑法红线。本案清晰展现团伙帮信案的量刑逻辑：地位决定刑期，情节影响轻重。广东深远律师事务所深耕刑事20年，办理大量网络犯罪、帮信罪案件，以精细化策略、精准量刑辩护，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结果，守护自由与权益。
出租银行卡走流水：帮信罪轻判实务解析
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用于电信网络诈骗资金结算，是当前帮信罪高发类型。本案系典型多人结伙、提供银行卡及支付结算帮助的帮信案，涉案流水巨大、关联诈骗案件多，法院综合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作出轻判，为同类案件辩护提供重要参考。 一、案情介绍三名被告人结伙，其中一人出租本人交通银行卡，另二人负责交接银行卡、看管持卡人，共同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涉案银行卡流水超 13 万元，关联 24 宗诈骗案件，涉案诈骗金额 73 万余元。三人均获利微薄，案发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其中二人全额退赃预缴罚金。 二、争议焦点本案核心争议为：多人结伙帮信的主从犯划分；流水巨大、关联多案是否加重处罚；退赃、认罪认罚能否大幅从轻；涉案手机是否应认定为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三、裁判观点与理由法院依据《刑法》第 287 条之二、第 25 条、第 67 条、第 64 条及《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裁判：罪名定性：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提供银行卡支付结算，流水超 20 万元，构成帮信罪。量刑考量：三人系共同犯罪，作用略有差异；均坦白、认罪认罚；二人全额退赃预缴罚金，依法从轻。财物处理：手机非专门作案工具，涉案信息提取后发还。 四、裁判结果与律师价值1.裁判结果三名被告人均犯帮信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七个月、七个月，并处罚金三千至四千元，全部赃款追缴，涉案手机发还。 2.律师价值广东深远律师事务所吕茂林律师精准把握案件轻判核心，重点论证被告人从犯地位、参与程度低、主观恶性小、获利微薄、坦白认罪、全额退赃预缴罚金等多重从轻情节；清晰区分主从作用，弱化个人责任；针对涉案手机性质提出专业意见，成功推动手机发还；最终在流水巨大、关联多案的情况下，为当事人争取到七个月轻刑，有效降低刑罚影响，体现帮信罪精细化辩护的专业价值。 五、实务指引1.类案裁判规则出租银行卡帮信，流水 20 万元以上即入罪；获利微薄、从犯、坦白、认罪认罚、全额退赃，优先轻判；非专门作案工具可发还。 2.给当事人的建议切勿出租、出借银行卡，涉案后立即配合调查、坦白认罪、全额退赃预缴罚金，争取最轻处罚。 3.给同行的建议帮信案辩护重点抓从犯、获利、认罪认罚、退赃；涉案流水大时，突出情节轻微、主观恶性小，争取轻刑。 结语：小小银行卡，藏着大风险，出租出借绝非小事，触碰帮信罪红线必受严惩。本案警示：切勿贪图小利，守住法律底线。广东深远律师事务所深耕网络犯罪、帮信罪辩护，以专业研判、精细化策略，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结果，守护自由与权益。
遗产管理人篇：关于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管辖法院？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不属于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因此不应适用该条规定。《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均未规定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管辖法院。司法实践中，多数申请人在提起“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时均在被继承人的户籍所在地法院申请。考虑到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主要系由无继承人或继承人放弃继承引发，该种情况下应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故应由被继承人户籍地所在地或死亡时的住所地或生前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除此之外，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管辖法院还可以包括：工作所在地法院和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等一切与被继承人或被继承遗产有密切联系的法院。
遗产管理人篇：遗产管理人能否作为被执行人？
遗产管理人能否作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规定》”）第二条、第十条已有明确规定，遗产管理人可以主动申请变更成为申请执行人，也可以依申请成为被执行人。这也印证，遗产管理人在遗产管理中是具有独立诉讼主体地位的，否则其不应成为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但遗产管理人作为被执行人的时候，应以遗产为限承担责任，而不应牵涉到遗产管理人的自有财产，也不应对遗产管理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鲁01执复363号案例中，寇某义、王某、寇某松、寇某是被继承人寇某周的四位法定继承人，债权人以债务起诉四位继承人。由于四位法定继承人并未明确是否放弃继承，也未推举遗产管理人，故法院认定由四位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在申请强制执行阶段，债权人申请对四位遗产管理人名下的财产进行执行，四位遗产管理人提出执行异议。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能否直接执行继承人名下的财产，并对继承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遗产管理人虽然可以成为被执行人，但其并非责任承担主体，其主要职责为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和分割遗产，因此不能直接执行遗产管理人的自有财产清偿债务，亦不能对遗产管理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2020年12月29日修正的《变更追加规定》第十条第一款亦规定，变更、追加遗产管理人为被执行人后，也是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本案中，济阳法院查封被继承人寇某周名下遗产并无不当。但对于遗产管理人王某名下财产，在无证据证实上述财产为寇某周遗产的情况下，济阳法院对其进行查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纠正。对寇某义、王某、寇某松、寇某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遗产管理人篇：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但《民法典》并未对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即“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作出规定，按照文义解释，我们认为，只要与被继承人或被继承的遗产具有利害关系的人，都应当有权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常见的申请主体一般包括《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的遗嘱执行人、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遗嘱指定的遗产管理人、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等有资格担任遗产管理人的个人或组织，还包括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受遗赠人、分得适当遗产的人等其他对遗产享有权利的人，甚至包括被继承人的债务人等。比如被继承人去世后，开发商需将被继承人生前购买的房屋（或安置房）交付，此时，可以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实践中，被继承人的债权人是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最常见的主体。具体存在如下两种情况：一、被继承人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债权人申请法院指定民政局或村民委员会等担任遗产管理人，由遗产管理人应诉，解决债权债务问题。二、被继承人有继承人时，债权人起诉继承人，要求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但若全部继承人均放弃继承，则债权人申请法院指定民政局或村民委员会等担任遗产管理人；若尚有继承人未放弃继承权，则法院一般指定未放弃继承权的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
遗产管理人篇：遗产管理人有无公司经营权？
如果被继承人生前系公司的股东或法定代表人，那么其遗产管理人能否代为履行经营职责？现行法律中也无直接的规定，相关的判例数量也不多。我们从以下经典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法院对此类情况的一般观点。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9)苏05民终3745号案例中，法院认为公司原股东的遗产管理人并不享有股东权利，亦无权代表公司行使经营权。法院认为：“根据泰国利德公司的决策程序，对公司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应由代表公司签字的董事签名并加盖泰国利德公司的印章。曹某持有的“董事委派书”虽盖有泰国利德公司的印章，但该“董事委派书”出具时泰国利德公司原持有85%股权的股东王某文已经去世，曹某并非泰国利德公司的董事，其虽系王某文在泰国利德公司股权的遗产管理人，但泰国利德公司出具“董事委派书”的行为属于泰国利德公司行使经营权的范围，曹某并无证据证明其因遗产管理人身份而直接享有泰国利德公司的股东权利，更无证据证明其在签署“董事委派书”时有权代表泰国利德公司行使经营权。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遗产管理人虽然具有管理遗产的职责，但公司具有法人独立性，并不等同于股东个人权利，因此并不能当然以公司管理人的身份插手公司经营，更不可代行法定代表人职权。遗产管理人在管理“公司股权”这一类型财产时，一定要获得法定的授权手续，以免因自己的重大过失而承担失职责任。
遗产管理人篇：遗产管理人能否将遗产登记至自己名下？
为管理遗产之便利，遗产管理人是否有权将遗产过户登记至自己名下？对此，我国目前的法律亦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111号判例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该案中，对于“遗产管理人及受托人在受托期间能否将遗产关联公司股权登记在自身名下，从而以名义股东身份管理相应遗产”这一焦点问题，最高院认为：“首先，案涉遗嘱赋予了遗产管理人绝对酌情决定权，可作出投资及转换投资。目前涉案股权仍登记在过世的翁某名下，且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此80%股权未能得到有效管理。因此，翁某芳等四人申请将有利公司80%股权登记在自身名下，有利于实现对遗产的管理与分配。其次，11号（原一审判决）判决仅系出于遗产管理和股权管理的需要，由翁某芳等四人持有有利公司80%股权。此种裁判在现行遗产管理人制度以及遗嘱信托制度不完善情况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更有利于遗嘱的执行以及遗产的收集和管理，也最终有利于全体遗嘱受益人。第三，一、二审判决所确认翁某芳等四人享有的是遗产管理人及受托人权利，并非是对有利公司80%股权的所有权。最后，翁某芳等四人既是遗嘱执行人，也是遗产管理人，还是信托受托人。对此三种身份，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一致认可。现有法律并未明确禁止翁某芳等四人成为遗产关联公司的股东，并办理股权登记。尤其在法律已对遗嘱信托、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制度作出规定的情况下，11号判决基于翁某芳等四人的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及信托受托人地位，允许将案涉股权登记在翁某芳等四人名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如果不按照11号判决的方式处理，案涉遗产将难以管理、难以确保遗嘱的执行和信托财产的收集与分配。”本案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不过该案阐述的法律原理是否可以类推适用到对于房屋、股票、银行存款等财产的管理，目前仍不能明确。同时，《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中载明，遗产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这其实也是为遗产登记在遗产管理人名下开了一条口子，但是如何理解“遗产毁损、灭失”的评判标准也很难明确。
遗产管理人篇：遗产管理人有无独立诉权？
我国法律保障当事人依法享有起诉权利，诉权主要基于民事法律关系而产生。本处我们说的“独立诉权”是指，遗产管理人基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为管理、处分、分割遗产之目的而享有的独立诉权，而不包括遗产管理人为实现个人利益的诉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中并未明确对遗产管理人的独立诉权作出相应规定，但在实践中，我们一般认为遗产管理人应当有独立诉权，这也是更好地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宗旨的题中应有之义。2018年，在《民法典》实施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就已经在(2018)桂民再54号判例中认定遗嘱执行人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那么按照当然解释，既然仅仅按照遗嘱进行遗产分配的遗产执行人都具有独立诉权，那么作为负有保管遗产、执行遗产分配以及其他一系列职责的遗产管理人，当然也应当具备独立的诉权。另外，最高院在（2020）最高法民再111号判例中，认可了遗产管理人享有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相关遗产管理的诉权。最高人民法院在说理时特别提到：“一般情况下，遗产管理人及受托人进行遗产收集，为遗产管理、分配创造条件，有利于遗嘱受益人权利的实现，也有利于及时按照遗嘱分配遗产。因此，遗产管理人及受托人在收集遗产过程中遇到障碍，无法及时收集并有效管理遗产时，有权以自己名义对相关民事主体提起民事诉讼以保证遗产安全。”该段论述一定程度上是肯定了遗产管理人的独立诉权。当然，我们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虽然并未明确规定遗产管理人享有独立诉权，但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六条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中载明，遗产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同时还有一条兜底性规定，即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遗产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正是遗产管理人为防止遗产毁损、灭失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其他必要行为”呢？
遗产管理人篇：遗产管理人与遗产保管人、遗嘱执行人的异同？
简单来说，遗产管理人与遗产保管人、遗嘱执行人是包含关系。遗产保管人是持有并保存被继承人遗产的人，仅需对遗产尽到合理保管的义务即可。遗嘱执行人需要按照遗嘱内容执行遗产分配。而遗产管理人不仅负有保管和执行遗产的义务，按照法律规定还负有一系列其他职责。下面我们用表格的形式对将三者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三者之间的异同：
